今天我们为何要回到,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研究的思考

Posted by

如果用“一个人,一辈子,一本书”来概括马克思,那么《资本论》当仁不让就是倾注了马克思毕生心血的“一本书”。作为《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决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也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问题”,更是为了揭露“资本之谜”,并在此基础上回答“历史之谜”——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和命运,从而唤醒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斗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论》“是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最后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恩格斯强调《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由施舟人和傅飞岚主编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堪称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道藏通考》同孔丽维主编的《道教手册》、玄英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一起,被公认为西方关于道教的重要工具书。与后两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过程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更为严格,对道经的解析也依据最可靠的研究,被誉为欧洲汉学界集大成之作。

正如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一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增强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践行这一思想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正义论”

施舟人主持的欧洲“道藏工程”肇始于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汉学大会上,施舟人提议启动一项《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关于明《道藏》的第一份详尽系统、研究性的文献学考述,考证所有经文的时代、作者、价值,概述其内容,得到参会者的支持。1978年,这一计划获得欧洲科学基金会为期四年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将欧洲“道藏工程”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由鲍吾刚、龙彼德、康德谟、施泰宁格、许理和、施舟人6人组成,下设法国巴黎小组、德国沃尔兹堡小组和意大利罗马小组。每个小组通过协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道藏》中每一部经典进行系统性、协作性研究的问题,保证了研究的质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撷百家之英,熔铸一炉。《道藏通考》还是道藏研究中跨国合作历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范例。从1976年开始的欧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终完成,其中有24位欧洲学者、3位在欧洲的中国学者和2位美国学者。书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语、德语、英语及意大利语四种文字写成,最后统一成英文出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阐述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哲学意蕴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其理论来源,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坚持和运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虽然其中的某些研究相当深入、很有特色,但仍有提升深化空间。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基石之一,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需要对这一重大命题的丰富内容和深远意义展开深入研究。

自《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就对其理论和方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决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哲学著作,正如它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标明的,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是对作为这一生产方式的理论辩护的古典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可以说,它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这“三大批判”的统一,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的统一,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的真实意义。

道教,被西方学者视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经典几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统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个例外,作为道教经籍总集的《道藏》长期以来饱受冷落,无人问津。1910年,刘师培旅居北京白云观,他抛开成见,通览明《道藏》,后来发表《读道藏记》,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国神父戴遂良发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录。这份目录是转译自明代道士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戴遂良最大的问题是未校勘道藏原书,由于他依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白云霁失录的道藏文本,他也失录,因此有不少的错漏。翁独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录为基础并修正了他的错误。此外,马伯乐对道藏研究贡献巨大,他对道藏文献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创造了被称为“内部文本批评法”的具体文献断代法。当年他在全无道教知识的情况下,凭着对文献内在理路的判断,解析出上清和灵宝两大类文献。

因此,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亟待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严格说来,马克思没有独立的哲学和辩证法专著,《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和辩证法。列宁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像黑格尔那样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却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阿尔都塞指出,要到《资本论》中去阅读马克思的真正哲学;而马克思自己也说,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一“抽象力”,也就是取代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资本辩证法”,取代“精神现象学”的“资本现象学”,取代斯密和李嘉图“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所以说,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哲学全书”。但其“哲学”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科学”——非批判的实证正义,也不同于古典哲学的“思辨哲学”——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的真理——作为“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著作。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从陆修静的三洞道经到《玄都宝藏》的发展过程。由于陈国符认为《正统道藏》的编撰混乱以及编者的无能,他并未对明《道藏》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后他于1983年发表的《道藏源流续考》,则主要致力于外丹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的《道教的基础研究》,开辟了日本道藏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吉冈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则深受陈国符研究的影响,被认为是继陈国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着陈国符的足迹继续向前探索,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来自佛教的资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献。大渊忍尔在道教文献及道教仪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在早期灵宝经、敦煌道藏和道藏形成的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著的《敦煌道经目录编》被认为是著录敦煌吐鲁番所出道教文献的最好成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8年,施舟人意识到道藏研究的重要性,而皈依道门的经历加深了对道经传承重要性的理解,而这也为他在欧洲发起跨国“道藏工程”的宏伟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范式有待转换。以往我们有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存在“贴标签”的现象,其关注的重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某个方面的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个原理或某个观点,这种从实例寻找相对应原理的研究范式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有悖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事实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是为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观点才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而是在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回答时代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因此,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就必须破除那种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的研究范式,遵循毛泽东所倡导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本真的理论逻辑,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上。

正是作为“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在19世纪的横空出世,根本颠覆了西方“观念政治论”的传统,实现了“劳动政治论”的转向,也彻底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传统,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实现了“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以,恩格斯才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阿伦特才强调,“马克思是19世纪唯一的使用哲学用语真挚地叙说了19世纪的重要事件——劳动的解放的思想家”;哈贝马斯才认为,马克思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哲学的批判,是以“生产”概念取代了“反思”概念,以“劳动”概念取代了“自我意识”。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不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而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真正实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轴心式转折”。正是《资本论》实现了正义理论从作为“抽象空话”的“主观主义”向作为“历史规律”的“客观主义”的转向,《资本论》才是马克思的“正义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继愈和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该书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吸收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道藏提要》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考订介绍了道藏中道经的时代、作者、内容,不足之处是没能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编撰的《道藏分类题解》,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道藏》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吸收了大渊忍尔目录的优点,乃是敦煌道经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对道藏中286部道经撰写了提要,对所选道经的内容、思想和版本线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出版,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收罗出6000种道书书名,对多数道书进行了大体的考证;2011年《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出版,作者萧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写了全部《正统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该书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难能可贵。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的整体把握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以往我们有些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的研究给人以碎片化的感觉。一方面,一些人尚未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对待,只是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内容的哲学意蕴;另一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基础作整体性探讨的成果不太多见,所关注的往往是这一思想的特定内容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原理或观点,例如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等等。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系统回答,其每一部分内容都内在地贯穿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性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因此,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必须克服碎片化的缺陷,着力于研究作为理论整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性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相关文章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