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曹建平研究员应邀来我校讲学,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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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和根本上看中华民族大团结,必须持续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进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需要不断展开中华民族文化寻根和文化建构的有机互动,需要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在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走向自觉。

10月26日上午,应生命科学学院邀请,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曹建平研究员于生物东楼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寄生虫感染免疫应答研究进展”的学术报告。生命科学学院相关教师、研究生代表近百人聆听本次报告。报告由院长余国营主持。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关系不大:当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在其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又很少考虑空间。笔者认为,我们应从空间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角度,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血脉

曹建平从细粒棘球绦虫、日本血吸虫感染研究新发现两方面出发,全面阐述了寄生虫感染寄主时表现免疫应答的详细过程。期间,曹建平讲解了细粒棘球绦虫对小鼠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及其原头节排泄分泌物对小鼠Th17.Breg、B17细胞分化的调控作用,并表示,滤泡辅助T细胞在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详细介绍了滤泡辅助T细胞的转录因子、表面分子及其引起的相关疾病病症。在讲解中,曹建平多次列举现实事例,帮助在场师生不断加深对报告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最后,曹建平对师生们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答,在场师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空间”并不是静止的几何学与地理学概念,亦非主观的心理形式、文化符号结构,而是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即它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关系,故“空间化”一词更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的独特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包括“两个提升”:一是把空间问题提升为“空间化”问题;二是把“空间化”问题从一个哲学范畴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特征与核心课题。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重要规律,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始终在相互对话和碰撞中交汇、交融、交流;一个主导趋向,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各民族之间文化认同不断加深,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实力不断壮大;一个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血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宝贵的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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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出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实际上包括三个基本问题:其一,历史唯物主义为何要面对“空间化”问题。一方面,当代社会现实新变化要求我们关注空间问题,但传统唯物史观不足以直接回答这个时代问题,而“空间化”研究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符合当代现实的“空间化”理论,才能澄清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困惑,辨明当代社会“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方向。其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藏着“空间化”问题视角;从第二国际部分理论家经过苏俄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了一个从重视历史阶段到重视空间发展问题的转变过程;当今一些理论自觉把当代世界“空间化”问题提到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其三,何为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和研究的“空间化”问题。从经典逻辑中拓宽与翻新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以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历史辩证法为基础的当代理论建构问题;面向当代人类社会“空间化”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关于城市化、经济全球化等重要问题。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展历经5000多年沧桑岁月,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随着华夏族“滚雪球”式的壮大,伴随着农耕文化的进步,至夏商周三代初步形成了以礼仪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为代表的开放多元的思想体系,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全面体现在哲学、史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天文、军事、医药等方面。与此同时,在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的对抗与交锋中,其他民族在各自历史发展中也形成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特别是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的汇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结构类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交流也从未间断过对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借鉴。

曹建平,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上海市寄生虫学会理事长,中国医学科技奖评审委员,《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主编。作为负责人先后承担科研课题20余项,其中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卫生行业科研专项等国家级项目14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SCI论文70余篇。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5项,软件著作权4项。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被中国学界介绍、理解、消化、应用的建设性成果,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研究的新领域、新范式。这也是中国社会巨大变迁在理论上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反映。就理论渊源而言,20世纪末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先后引入了不少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前沿人物及其思想,其中,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和昂利·列斐伏尔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三剑客”。此外,一些更广义的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理论的经典大师也被同期介绍到中国,比如福柯、德里达、弗利德里克·詹姆逊、安东尼·吉登斯等;还有一些激进的西方建筑学派领军人物,如意大利建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塔夫里等。另外,更早些时候,一批原来被称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后来变成反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学科、学派和领军人物,比如弗兰克、多斯桑托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阿明也被介绍到中国。最后,还有经由葛兰西与福柯影响的、更为晚近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乃至查特吉、杜赞奇等人,他们的思想也得到汉语学界的关注。这些人也都自觉不自觉地从空间角度来理解世界,特别是东方世界的差异化发展问题。可以说,“空间化转向”是一种普遍的时代感觉和共识,或者说是时代精神的共鸣。

其他民族对中原地区汉族文化的吸收、借鉴与接纳,有力推进了本民族文化发展。如,辽代契丹族学习汉语,对唐宋典章制度的借鉴,对孔子的尊崇;蒙古族、满族、回族以及南方各少数民族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借鉴,都有生动的案例。而中原地区汉族也广泛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汉唐以后“胡乐”对中华民族音乐体系的完善等,意义和影响都为历史所见证。同时,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文成公主跋涉“唐蕃古道”,把中原文化的火种播入雪域高原,大批藏族子弟也沿“唐蕃古道”赴长安研习汉学,成为汉藏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契丹后裔耶律楚材的儒学修养深厚,不仅将儒家治国理念融入蒙古治国理政方略,而且深谙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差异,为两种文化的交融作出了历史贡献。

(生命科学学院 郭婉洁 翟佳佳)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是城市化。它是资本主义和当代世界“空间化”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地理景观。资本主义发展的经典公式就是通过不断的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而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需要,而是为更大一轮的投资做准备,剩余价值变成一种新的投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积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第三世界人民消费能力越来越下降,这就导致了过度积累,相当一部分剩余资本无法实现转移,变成了一种滞留的货币,这对资本家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只有在运动和流通中才能生存与增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就必须用剩余资本进行投资。资本缓解过度积累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未来投资和对外围空间投资。对未来投资包括金融投资、教育投资等。对外围空间投资,就是对人居住的环境或者人工环境的投资。作为人造环境的投资与生产,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人类生活需要,而是基于资本转移或者缓解过度积累而采取的一种投资形式,是资本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延长流通时间的一种投资形式。换言之,城市是政府和大型企业把手中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利润、财政收入进行消费、投资的一种方式。

由此,中华各民族血缘基因也呈现出以本民族基本血缘为主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图谱。范文澜曾用黄河之水从星宿海一路吸纳无数溪流而成浩荡之势,形容汉族血统构成的复杂性,“谁也不能取一杯黄河水说这是星宿之水”。汉族如此,其他民族也是如此。这是由中华各民族自古至今共同的生存空间、共同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决定的,是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决定的。正是在祖国的这片辽阔土地上,形成了中华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血脉。

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第二个现实问题是经济全球化。从“空间化”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以现今发达的通信技术、交通技术和能源、金融等为支撑的世界经济领域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例如,网络通信技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传播的传输问题,这可以让世界同步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此外,空调、冷冻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一些企业的生产不受地方气候和能源的限制,可以采取同步转包、子公司流水作业,让某个企业遍布世界。尽管经济全球化是由技术、能源和金融等推动的,但技术的支撑和能源、金融的发展,都只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之一,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资本需要去寻找廉价劳动力进而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说,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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