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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需重视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消费领域的深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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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技术基础设施是实现科学技术升级和创新的重要基础。技术基础设施不同于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特别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侧重于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多强调科技创新在硬件方面的投入。而技术基础设施特指技术创新中的一类基础性资产,既具有传统基础设施的属性,又包含一定的知识产权,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专用技术是技术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技术基础设施更多强调科技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是连接基础科学与企业创新活动的桥梁,在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需要文化消费的改善和提升。中国特色文化消费理论的发展,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急切需要,也是解决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西南财经大学毛中根教授的新著《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研究》(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很好地契合了这种需要。该书从中国文化消费的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文化消费发展的经验,准确界定了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的内涵,详细分析了中国文化消费的政策传导机制,深入探讨了新时代中国文化消费提升的路径。该书视角新颖、内容宏大,是近年来中国文化消费领域研究的一部佳作。具体而言,该书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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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看,随着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变得愈发重要。从国内看,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7》中国排名跃居第22位,但不可否认,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相比在知识基础、核心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等领域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多数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中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制约我国现阶段科技创新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技术和技能积累,完善全链条的创新支持体系,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在当前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下,改变我国技术创新现状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的技术基础设施方面主要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文化消费是涵盖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但从以往来看,我国学者一般都是从文化学、社会学等视角来研究文化消费,而该书则是专门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着重研究国人消费升级背景下文化消费的提升问题。这一研究视角非常独特,却又非常符合现实需要。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包括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建设两个大的领域。文化消费虽与两个领域都相关,但主要还是一个文化产业的问题,文化消费的提升首要相关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以经济学视角研究文化消费提升,更有利于抓住文化消费的首要问题。由此,也就更有利于厘清文化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强文化建设的活力。

11月8日下午,应教育学院邀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江学者、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晓林教授在田家炳812作了题为“人际内疚与集体内疚的神经基础”的学术讲座。教育学院师生100余人聆听了本次报告。

一是面临着科技创新模式的转变。一般而言,科技创新有两类模式:第一类是追赶型创新,其最大优势在于技术进步的方向明确,可通过整合政产学研用等资源对国外领先技术进行模仿和二次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由于追赶型创新通常以国外产品原型和技术为样本,多数处于创新链的中后端,技术复杂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对技术基础设施要求也较低。第二类是自主型创新,此时技术创新的目标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企业充分依托技术基础设施,即通过应用直接产生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等,完成自主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创新长链条转化。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追赶型创新到自主型创新转变的关键时期,适应市场需求的原始创新和科技源头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创新的重要障碍,亟须政府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化推广应用提供各种软硬件支撑,保障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构建了一个新颖而又严谨的逻辑框架。理论研究的价值首先有赖于理论逻辑的新颖性和严谨性。为系统论述文化消费提升问题,该书构建了一个文化消费数量增加、文化消费质量提高、文化消费满意度提升“三位一体”的理论逻辑框架,并运用翔实的数据阐述了这三方面的内容和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文化消费数量方面,研究了我国文化消费现状及其发展规律,考察了收入结构、社保制度、家庭特征、文化产业等因素对文化消费数量增长的影响,得出持久性收入、户主的文化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都与文化消费数量增长正相关的结论。在文化消费质量方面,该书构建了一个文化消费质量衡量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化消费质量指数,基于这一指数,评价了中国各地区文化消费质量及其变动情况,并提出,文化消费质量的提升必须从消费者、文化企业、政府和文化市场四个方面共同发力,既要丰富文化企业的文化产品供给、增加政府文化领域的服务,又要提高消费者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还要真正激活文化消费市场。文化消费满意度方面,该书探讨了文化消费满意度衡量的原则和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衡量了中国整体以及各地区文化消费满意度的状况,最终提出,文化消费满意度的高低既直接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相关,又与居民的文化消费体验有关,现阶段居民能够用于消费体验的时间及时间的弹性值得重点关注。这一逻辑框架既新颖又严谨,是学术界第一次从这种“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来分析文化消费提升问题,同时,这种“三位一体”的框架既有翔实的客观数据资料为基础,又创新性地建立了主观感受的衡量指标体系,将客观与主观、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

本次报告会由心理学系主任熊建萍博士主持。周晓林介绍了情绪的以往研究成果及相关研究范式,引入内疚的概念,并从“内疚的神经基础”和“影响与调节内疚的因素”两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讲解。他描述了基于fMRI技术的实验过程,并从研究目的、研究任务、实验材料、模型构建、结果及讨论等各方面进行了分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内疚情绪和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大脑机制。最后,周晓林与在场师生对未来在内疚方面开展的研究进行交流探讨。

二是面临着技术创新的快速变化。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都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在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信息化浪潮给技术创新带来了深刻变化,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与以往的技术创新相比,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幅缩短,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更快,创新的风险增大。此时唯有将技术快速市场化才能实现技术优势向技术竞争力的转变,这势必要求企业加快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化应用的进程,实现快速创新、连续创新。然而,目前我国科技研发活动及部分高质量科技资源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技术应用的主体集中在企业,连接两者的技术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导致技术转移中存在诸多障碍,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进程迟缓,企业难以在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中顺利获取和提升技术能力。

系统阐述了从政策到实效的传导机制。文化消费提升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价值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有效的理论支撑。毛中根教授的这一研究自然也有这样的目的,但该书不仅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而且系统阐述了从政策到实效的传导机制。其中分别阐述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人才政策、规制政策、贸易政策等作用于文化消费领域的传导路径,并指出这些政策的传导都需要一定的传导中介才能作用于微观主体,从而最终达到文化消费提升的效果。所以,制定与文化消费相关的政策时一定要完整考虑整个传导机制,特别是要重视其中的中间环节。任何政策真正发挥作用都需要一些中间环节进行传导,文化消费领域也是如此,对于这一传导机制的系统论述,可使政府在制定文化消费相关政策时更有科学性,从而使该书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更具现实价值。

讲座结束,周晓林与学院骨干教师就学科发展、研究论文发表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对教师提出的问题作出耐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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